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叔虞封唐后，唐叔虞在位的时间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。叔虞死后，其子燮父继位，将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国号“唐”改成了“晋”，尊叔虞为始祖，从此，“唐国”就变成了“晋国”。晋国六百年的历史拉开了大幕。
关于燮父改“唐”为“晋”的原因，史无祥载。历代学者便根据一鳞半爪的史料臆想铺陈。最典型的有三种：
其一，晋水说。依据是《汉书•地理志》记载：“唐有晋水，叔虞子燮为晋侯，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。”
其二，晋地说。依据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“疏公簋”上的半句铭文：“王令唐伯侯于晋”，是以地名作国名。
其三，嘉禾说。叔虞向成王和周公晋献“嘉禾”，居功甚伟，备受荣宠，燮父改国号以志之。
西周地图
西周初期，分封诸侯，拱卫王室。周公“制礼作乐”，制定了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，周王室对诸侯国有绝对的控制力和裁量权。诸侯国的重大事项和变革，必须有充足的理由上报中央，经周天子核准并以文诰的形式批复，公告天下，方可执行。更改国号是国之大事，当然要有充足的理由，方可报经周天子批准施行。
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周人是把对祖先的纪念和继承提高到极高地位的，甚至超过了事关兴亡的军事。西周时期，诸侯国的国号一经确定，基本都是世代延续不再变更，这既是国体稳定的需要，也是对创立国家的先祖的尊崇和继承。因此，燮父更改国号并得到周王室的批准，必有重大的政治原因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晋水说”和“晋地说”便有些太牵强。
且不说“晋水”到底在哪里？争论颇多，史无定案。单从《汉书》的行文就可看出，班固关于“燮以晋水改为晋侯”的表述只是一种推论，并无实证可考。结合班固曾有“擅改历史”的“劣迹”，以此为据，实在牵强。关于“晋地说”，“疏公簋”铭文：“王令唐伯侯于晋”，只能说明周王批准燮父迁都于晋地，并不能说明批准燮父更改国号，让他以地名作国名。
春秋时期，以地名（包括山水名）作国名的实例所在多有，但都是在立国之时，以封地的地名或封地内著名的山水之名为国名，国名一旦确定，便不再轻易变更。有些诸侯强国兼并弱小、开疆扩土，疆域不断扩大，首都几经搬迁，但因此更改国号的基本没有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国号的变更是一个非常严肃和重大的政治问题。绝不是一时兴起就可随意为之的。
孔夫子说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。”周礼最注重的就是法统治理，所谓“尊卑有序，名正言顺。”没有重大的政治原因，更改国号这种事，诸侯不会起意，上面也不会批准。
比较而言，“嘉禾说”的史料更充实，也更合乎情理一些。
成王初年，周公东出平叛，三年不克，情势艰难。当时，唐叔虞治理唐国卓有成效，物阜民丰，成为保障周公征战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之一。西周初期，物产匮乏，人们将谷物视之为神，素有将谷物和食品作贡品的传统，如“社稷”二字，“社”为土神，“稷”为谷神，合起来便是江山，足可见土地和谷物在周人心中的分量。《史记•鲁周公世家》：“天降福祉，叔虞得禾，异亩同颖，献之与成王。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，作《馈禾》，周公既受禾，嘉天子命，作《嘉禾》。”于是军心大振，叛遂平。可见，叔虞献“嘉禾”对安定周王朝的江山社稷，具有重大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价值，意义非凡，受到周天子和周公的隆重嘉许。这在后继之君燮父看来，是家族至高无上的荣耀，值得特别纪念。在周王室看来，也足以成为诸侯的楷模，作为典型，加以宣传。上下同欲，改“唐”为“晋”便顺理成章了。
“晋”字最早是周易卜辞中的符号，后来逐渐演变成有含义的字，与“供、奉、献、荐”同义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晋，进也，日出万物进。”考古学家在天马——曲村遗址的晋侯墓，出土了大量铸有“晋”字铭文的青铜礼器，其“晋”字的铭文为。
曲沃县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礼器
历史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，一鳞半爪的史料也难以支撑起考古学意义上的考证，但从仅有的史料做合理推断，笔者认为“嘉禾说”或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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